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，平津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，奉國民政府之令，北大、清華、南開等三所著名高校西遷長沙繼續辦學。時清華中文系教授、被蔣介石譽為“國寶”的一代國學大師劉文典，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時離平，仍在北平北池子騎馬河樓蒙福祿館三號宅院內埋頭研究學問，等待逃脫的時機。
劉文典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，25歲就當了孫中山的秘書，是少有人杰。由于這一經歷及在學界、政壇的聲望，日偽組織始終不愿放棄拖其下水的計劃，為逼其就范，索性派日本憲兵持槍闖入劉宅強行搜查，施以顏色。凡劉文典與海外朋友往來的信函一律被查抄，國內友人吳忠信、于右任、邵力子、陳獨秀、胡適等人的來信亦無一幸免。面對翻箱倒柜，氣焰洶洶的日本憲兵，劉文典以他的倔犟、狷介性格，不知從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，做空門高僧狀，端坐椅上昂首抽煙，冷眼斜視，任憑日本“豬頭小隊長”搖晃著信函嗚里哇啦地質問，劉氏始終以鄙夷譏誚的神態，口吐煙圈，一言不發。一油頭粉面的年輕翻譯官見狀，用標準的北京油子腔兒喝道：“你是留日學生，精通日語，毛驢太君問話，為何不答？”劉文典白了對方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以發夷聲為恥，只有你們這些皇城根底下太監們生就的孫子，才甘當日本人的奴才與胯下走狗！”翻譯官聞聽惱羞成怒，猛地蹦將起來，拉開架勢揮手欲扇劉氏的耳光，卻意外地被日軍“豬頭小隊長”一腳踹了個趔趄，頭撞到墻上差點暈倒，待轉過身來，面露懼色，手捂頭顱齜牙咧嘴地嗚里哇啦一陣，躲在一邊不再吭聲。
面對越來越險惡的環境，劉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，乃決計盡快設法脫逃，到西南邊陲與清華同事會合。行前，他莊重地寫下了“臣心一片磁針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的詩句以自勵。
1938年初，劉文典托英國大使館的一位朋友買到了一張船票，獨自一人化裝打扮，悄悄離開北平，轉道天津乘船抵香港、越南海防，輾轉兩個多月進入云南境。一路顛沛流離，受盡苦楚。當他沿途看到因戰火而造成“公私涂炭”，百感交集，內心發出了“堯都舜壤，興復何期？以此思哀，哀可知矣”的悲鳴。
當年5月22日，劉文典乘滇越火車終于抵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——蒙自。此時的劉文典衣衫破爛不整，原本黧黑的臉龐滿面風塵，身體瘦削不堪，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個破包袱，別無他物，形同一個流浪的乞丐。當他搖晃著茅草一樣輕飄單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車，拄著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10公里，一路打聽來到聯大分校駐地，抬眼看到院內旗桿上迎風飄揚的國旗，激情難抑，立即扔掉手中之物，搓拍雙手整理衣衫，莊嚴地向國旗三鞠躬。禮畢抬頭，已是淚流滿面。
數日后，劉文典夫人張秋華攜次子劉平章逃出北平，自天津乘郵輪經香港、河內踏入滇境，一家人總算得以團聚。劉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資料、圖書和手稿，在妻子歷盡艱難險阻攜出后，于香港停留時托劉文典一位學生暫為保管，等待一家在內地落腳后再由香港托運至蒙自或昆明。劉文典一聽，甚感不妙，對夫人大聲斥責道：“這些書稿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，寧肯損失綾羅綢緞，也不該把書留在香港！”
在苦苦等待中，劉文典的不祥預感終于成為不幸的事實。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發生，香港淪陷，四箱書稿全部被日寇擄去，下落不明，成為終生遺憾。后來劉氏在給學生上課時說道：“我的書籍資料都在逃難中丟失了，就把腦子里的東西給你們吧！”
劉文典經過數日休整，身體、精神明顯好轉，上課之余，經常與陳寅恪、吳宓等人結伴到郊外散步。一日幾人散步至南湖岸邊，偶遇一滿身泥巴的當地農民在暴打老婆。劉文典平時最恨男尊女卑，不把女人當人看待的男人。見那漢子打得兇狠，激憤不已，走上前去質問為何如此兇悍地毆打一個弱女子。想不到那農民漢子并不解釋，氣勢洶洶地回道：“你管不著！”言畢繼續揮拳飛腳地毆打已倒在地下殺豬般嗷叫、口吐白沫的妻子。劉文典見對方如此刁蠻，大怒，挺身上前指著那漢子的鼻尖大聲罵道：“操你媽，蒙自這塊地盤上還有我管不著的事！”說罷拉開架勢，掄圓了胳膊，狠狠地抽了對方一個響亮的耳光。那漢子遭此重擊，捂臉抬頭望著劉文典那剛正威嚴的神態，很像個有來頭的紳士，聽對方說著北平官話，又自稱在蒙自地盤上沒有他管不著的事，心生怯意，遂低頭弓背溜之乎也。
吳宓與陳寅恪望著這一戲劇性場面，心中竊笑，本想一走了事。想不到現實生活有時比戲劇更加戲劇化，只見那個倒在地上披頭散發，口吐白沫，鼻青臉腫的女人如得神助，忽地立起，由一只受傷的兔子變成了一只野性十足的老虎，張牙舞爪地躥將上來，一把拽住劉文典的衣袖，質問為什么憑白無故打她男人，并騰出一只手向劉氏的脖子和臉抓撓起來。劉文典頓時被弄得目瞪口呆，不知作何解釋。幸得吳宓和幾個游湖的男生一齊圍上前來，連拉帶拖將那女人擒住，狼壩不堪的劉文典才趁機灰溜溜地逃脫。
此事很快作為笑料在蒙自分校傳開，諸位師生在議論紛紛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認為那個男人固然該打，女的更加操蛋，她可能想表白一種說不清的心理，才恩將仇報不惜向劉文典宣戰。
蒙自南湖岸邊法國人居住的小洋樓與當地民居。
據知情者對博主說，此為劉文典當年勸架之處（作者攝）
半年之后，聯大蒙自分校遷往昆明，劉文典開出了《莊子》與《文選》等課。生活相對安靜，以及工作上的順利，又讓他找回了在清華園時代的感覺，恃才傲物，狷介不羈與國學大師的名士派頭漸漸流露出來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。此前，劉文典曾公開宣稱整個中國真懂《莊子》者共兩個半人，一個是莊子本人，一個是自己，另一個是指馬敘倫或馮友蘭，因當時馬、馮二人皆從哲學的角度講《莊子》。另有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，意思是指在中國真正懂《莊子》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。
劉文典如此自夸，并不是信口開河或真的“精神不正?！?，的的確確有個三踢兩腳的本事。每當他開講《莊子》，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經常前去聽講，劉文典見了并不打招呼，仍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，當講到自己認為出彩的節骨眼上，戛然而止，抬頭張目望著教室最后排的吳宓，慢條斯理地問道：“雨僧兄以為如何??？”吳宓聞聽立即起立，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：“高見甚是，高見甚是！”見此情景，劉文典與學生們都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如此情形，令劉文典越來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，且極端鄙視現代文學，對搞新文學創作的學者更是輕視，放言“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”。當有學生問劉氏對現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時，劉文典頗為傲慢地道：“只知把她娘，不知有把妗?！睘轱@示自己的氣勢，劉還不顧情面地公然大罵在聯大任教的同事沈從文。沈是林徽因“太太客廳”時代的新生代人物，原來只有小學文化水平，曾當過兵、做過苦力，屬于和錢穆一樣靠自學成才的“土包子”學者、作家，后入校教書，但一直沒有西洋與東洋“海龜”的神氣，而現代文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中被視為末流，《經》《史》《子》《集》才是學問的大道，故沈從文在校中頗為東西洋大小“海龜”輕視，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斷稱自己為“鄉下人”。
有一次警報響起，日本飛機前來轟炸，眾師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，劉文典夾著一個破包袱于狂奔中，突然發現一青年人沖到了自己前面，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時最瞧不上眼的沈從文，立時火起，一把抓住沈的衣領，喝道：“我跑是為了給學生講《莊子》，你這個該死的跑什么跑呵，要跑也應該是我“莊子”先跑！”沈從文在聯大由于輩分較低，加之生性靦腆，不太輕易與人較勁兒。此時見瘟神一樣的東洋“海龜”兼“國寶”劉文典氣勢洶洶地逼來，未敢計較，索性一縮脖子掙脫劉的束縛，來了個逃之夭夭。劉氏仍不知趣，在后面繼續嘟囔叫罵，忽見敵機飛臨頭頂，炸彈落下，乃立即收住嘴巴，放開腳步狂奔起來?！吘拐◤検遣还芮f子本人還是什么“海龜”或“國寶”的。
正是由于劉文典對新文學與現代作家的輕視，幾年后當他得知學校當局提拔沈從文由副教授晉升為教授時，勃然大怒，對眾人大叫道：“在西南聯大，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該拿400塊錢，我該拿40塊錢，沈從文該拿4塊錢?？晌也粫o他4毛錢！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，那我是什么？我不成了太上教授？”
(來源《南渡北歸》第三部《北歸》，本文有刪改。）
